作者=潘興民來源=《史學月刊》1951年10月，戰后的保守黨政府成立，該黨領袖丘吉爾第二次出任首相。英帝國向英聯邦的轉型進入關鍵時期。按照丘吉爾對于英帝國和英聯邦的一貫立場，以及在野期間的抗爭，他在重新執政之后應當對工黨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做重大改變或逆轉。但在二戰后新的國際形勢下，大英帝國的衰亡已不可挽回，若恪守二戰期間的帝國政策，不僅英國的實力無法承受如此重負，而且殖民地的動蕩和反殖斗爭只會給英國自身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從后來發生的實際情況來看，丘吉爾政府基本上認可了艾德禮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本文將探析丘吉爾戰后擔任首相期間的非殖民化立場、政策及其在英帝國向英聯邦轉型中的地位與作用。一“轉型”一詞在英文中有兩個詞的意義與之相近，即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其中“transition”一詞的含義為：一種狀態、階段、主題、處境的演化和變化。“transformation”一詞的含義為：以下行為、過程或事件的主體或受體：1.改變內涵或結構；2.改變外部形式或面貌；3.改變特性或條件。我國學者在對社會轉型下定義時，一般認為：社會體制在相對較短時間內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社會發展出現了階段性轉變。根據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和轉型的詞匯學定義，我們認為，英帝國向英聯邦的演變過渡，應當定性為轉型。首先，英帝國與英聯邦的性質和內涵發生變化。英帝國是英國作為宗主國對殖民地、自治領等附屬地實施殖民統治的政治實體。英國是帝國的唯一統治者和主權擁有者，全權掌控帝國事務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而且英國與殖民地、自治領等附屬地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宗主—依附關系。英聯邦則是由英國與前附屬地形成的國家自由組成的國際組織。英聯邦雖然由英國君主任名義上的元首，但實際上完全不具備任何國家的性質。英國對其他成員國不再擁有任何形式的統治權或所有權，也不擁有任何決策方面的特權。英國與其他成員國在英聯邦內的地位完全平等。其次，英帝國與英聯邦的形式和特征發生了變化。在名稱上，英帝國/(British Empire/)與英聯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截然不同。在組成形式上，前者是一個帝國形態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后者是一個特殊類別的國際組織。在內部結構上，英帝國由主權國家英國與眾多的不享有主權的殖民地、自治領等附屬地構成，英聯邦由英國等53個享有主權的成員國構成。在功能形態上，前者是英國維系殖民統治的工具，后者是成員國平等協商處理共同關心問題的平臺。在英國政府管理事務方面，英帝國事務歸殖民部和自治領部管轄，英聯邦事務由外交與聯邦事務部負責。最后，英帝國的內部聯系紐帶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英聯邦的內部聯系紐帶則大為弱化，主要體現在文化和經濟方面。再次，英帝國向英聯邦的轉型是一個漸進過程。這個轉型過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之久，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英聯邦初創階段/(1867～1931/)：英國政府從美國獨立中汲取教訓，從1839年《達勒姆報告》開始調整帝國政策，對帝國內的移民型殖民地尋求自治的要求由鎮壓改為妥協，同意這些殖民地在條件成熟時獲得自治權，于是加拿大自治領于1867年獲準成立。此后，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愛爾蘭、紐芬蘭等也先后取得自治領地位。1926年，帝國議會通過《貝爾福報告》，對帝國內部關系做重大調整，帝國內宗主國與附屬地之間的隸屬關系不復存在，承認各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擁有完整的國家權力。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對此做了法律意義上的確認和完善，標志著英聯邦的誕生，但英帝國的主體依然存在。英聯邦完善階段（1947～1970年代）：二戰導致英國國力和地位的巨大削弱，英國政府改變帝國政策，在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的壓力下，同意非移民型殖民地獨立，同時爭取這些新獨立國家留在英聯邦內，以英聯邦取代英帝國。自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獨立之后，麥克米倫首相所稱的“變革之風”由南亞吹到東南亞，席卷非洲大陸，再擴及太平洋諸島和加勒比海地區。原英帝國的大部分殖民地都變為英聯邦成員國，甚至連與英帝國毫無瓜葛的莫桑比克也申請加入了英聯邦。二二戰結束之時，英國又一次成為戰勝國。在國內外聲望卓著的丘吉爾更是躊躇滿志，準備在政壇上再展宏圖。對于大英帝國，丘吉爾納入了其“三環外交”中的重要一環。顯然，捍衛風雨飄搖的殖民帝國是他的主要使命之一。但是，英國選民并沒有給丘吉爾提供這個機會。直到1951年10月，已過古稀之年的丘吉爾才率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然而，與11年前第一次擔任首相時相比，丘吉爾不再感到那么激動和興奮。10月31日，他在大選后首次向下院發表的演說中，以極為平淡的語氣說道：“本月26日夜，我接到國王要我組織政府的御旨。按照上屆政府提出的計劃，議會于今日，31日開幕。”此時此刻，丘吉爾心中明白，他所面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他在二戰中竭力維護的大英帝國，在戰后第一次非殖民化浪潮的沖擊下已面目全非：南亞各殖民地已獲得獨立，與之相鄰的緬甸更是徹底了結了與英帝國的關系，拒絕按英方的條件加入英聯邦；而且，帝國其他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此起彼伏、日益高漲，已成勢不可擋之勢。從表面上看，丘吉爾政府似乎要堅持原有的捍衛英帝國和英聯邦的政策，改變工黨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丘吉爾于1951年11月29日宣布了保守黨政府的對外政策目標：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聯合和鞏固英聯邦以及原來的大英帝國的現存部分。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保持與歐洲語言“英語”國家的“兄弟關系”。第三個目標是建立聯合的歐洲，對于歐洲而言，英國是一個與之分開的、關系密切而特殊的朋友和盟國。丘吉爾清楚地意識到了形勢的變化和延續非殖民化政策的必要性，英帝國向英聯邦的轉型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在大英帝國之前加上“原來的”/(former/)的限定詞，這絕非是口誤或出于偶然。在上一屆丘吉爾政府中任貿易和生產大臣的奧利佛·利特爾頓出任殖民大臣。他認識到保守黨不可能再沿用以往的殖民統治方法，這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紀不斷改善的通訊技術……新聞和宣傳所能迅速傳播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民正在提高的教育和識字水平”。而且，“已經失去經濟強權的5000萬島民再也不能期望以19世紀的模式統治整個世界。那個以權力和家長式統治為內涵的模式曾使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因此，保守黨實際上在英帝國和英聯邦政策上并無其他更為實際的選擇，只能是延續工黨的原有政策。這個立場獲得了。保守黨政府各位大臣的認同，包括以英帝國捍衛者著稱的丘吉爾首相，盡管丘吉爾仍然“在本能上對任何方式或形式的自治深惡痛絕”，反對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奧利弗·利特爾頓利特爾頓就任伊始，便接納了殖民部助理政務次官、非洲司司長安德魯·科恩的建議：“盡早發表一項聲明，宣布聯合政府和工黨政府所制定的有關憲政演進的總體政策將延續下去。”利特爾頓很快于11月7日向丘吉爾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包括一份政策聲明，稱殖民政策是超越政黨界限的政策，而且得到兩大政黨的接受和執行，因此無意對此做任何更改，并陳述了兩項基本政策原則：第一，我們的全部目標是幫助殖民地在英聯邦的框架內獲得自治。為此目的，當形勢需要時，我們尋求盡快在每個地方都建立自治制度。第二，我們決心推動殖民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與政治發展相同步。丘吉爾本人雖不愿公開表示贊成，但他表示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批準了這項行動。保守黨政府具體的政策方針包括四個主要方面：第一，鎮壓武力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英國先后在馬來亞、肯尼亞和塞浦路斯打了三場殖民戰爭；阻緩了這些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進程。第二，組建殖民地聯邦。政府試圖通過按地域將殖民地組合起來，增強其經濟活力和實力，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丘吉爾政府組建或計劃組建的這類殖民地聯合體包括中非聯邦、西印度群島聯邦、馬來西亞聯邦等。第三，推動殖民地發展。政府增加對殖民地的發展援助，擴大貿易往來，改善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狀況，化解移民涌入英國的問題。第四，繼續殖民地自治進程。政府對一些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并得到其認可的殖民地，提供向自治過渡的條件和幫助，并批準其中部分殖民地的自治。從總體上看，丘吉爾政府在有形帝國政策和無形帝國政策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對于有形帝國，其政策富有靈活性和開放性；對于無形帝國，其政策則較為強硬和僵硬。此時，英國的殖民政策與外交政策的配合更加密切。在維護無形帝國方面，丘吉爾政府在主觀上希望保持英國在海外的責任和義務。政府內有兩種主要的立場。一種立場是要求英國削減在海外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以應付嚴重的財政危機，但所采取的步驟和方法應當十分小心謹慎。財政大臣民R.A.特勒指出：政府面臨的財政危機“比1949年嚴重，而且在許多方面比1947年還要嚴重”。當時的財政赤字每年增加約七億英鎊。巴特勒提議減少赤字的途徑是削減進口、采取貨幣調控措施、大幅度減少政府支出。他特別指出必須削減國防開支，其辦法是削減英國在海外的駐軍規模。當時英國軍隊的官兵人數多達85萬人，國防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過重的軍費負擔造成英國經濟競爭力的不足，在獲取民用工程合同方面已經落后于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所以英國急需增加對國內的投資，以爭取貿易的盈余。財政部認為，只有減少國防開支和海外負擔才能實現這個目標。但是，政府內也存在另一種立場，并且為丘吉爾本人所賞識，即堅決主張英國繼續承擔作為世界主要大國的責任和義務。持這種立場的閣員以住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和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為代表。麥克米倫堅稱，英國前途取決于“我們保持一個大國地位的能力”，英國經濟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世界各國對英鎊的信心，削減英國的海外責任只能是有害無益。再者，英國應更充分地依靠英帝國的資源來進行經濟恢復。英國要從英鎊區內獲取原材料和食品供給，減少和取代從其他地區的進口。他強調說，能否大膽地表明英國的政策是重振英國人的自豪感和信心的關鍵，因為“這是一個抉擇：是滑向卑鄙和無聊的社會主義，還是向第三大英帝國邁進”。艾登也反對英國從海外撤退，堅稱英國外交的目標就是保持英國的世界強國的地位，維持宗主國的最高生活水準。更重要的是，若英國退出，蘇聯就會乘虛而入，英國的國際地位必然受到負面的影響。他說：“顯然，只要我們削減我國承擔的責任……我國在英聯邦的領導權、對歐洲施加影響的地位和我們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就會受到損害。”安東尼·艾登英國軍方支持麥克米倫和艾登的上述立場，指出英國只有維持其“作為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要伙伴的全部地位和影響”，英國的經濟地位才能恢復。英國不能放棄軍事強國的實力和地位，“我們的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我國的大國身份，這也依賴于對于我國強大實力的宣示。正是在這方面，我們的軍隊，特別是海外的駐軍，做出了貢獻”。丘吉爾在埃及問題上也顯示了強硬的態度：“在事關重大的事務和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應懼怕談判的失敗。這比向埃及或美國示弱屈服要強得多。”在這里，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內閣成員表達了對于維護無形帝國方面的堅強決心和立場。但是，政府無法協調的一個核心問題或無法解決的一個矛盾是：出于財政考慮，英國應當減少在海外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出于戰略考慮，英國則應當維持在海外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在政府于1952年發布的《全球戰略文件》中得到了清楚的闡釋。三與此同時，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黨政府在對待有形帝國，尤其是在殖民地自治和獨立問題上，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殖民主義的捍衛者變為非殖民化的實施者。事實上，丘吉爾政府不僅承認了工黨政府對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獨立的安排，而且還在一些地區繼續其尚未完成的工作，其例證便是黃金海岸和蘇丹。黃金海岸是丘吉爾政府應對非洲非殖民化的第一塊試金石。1951年2月5～10日，黃金海岸殖民地進行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普選。令英國殖民當局感到沮喪的是，與英國殖民當局作對的人民大會黨獲得勝利，當時尚在獄中的該黨領袖恩克魯瑪成功當選。對于英聯邦的未來，丘吉爾政府面臨一個重大抉擇：將獨立的原英屬非洲殖民地納入英聯邦當然符合英國的利益，那么是否授予它們完全的英聯邦成員國地位呢？顯然，英國擔心英聯邦的原有性質再度發生重大變化，以至于導致該組織的解體或英國領導地位的喪失。政府內部討論了建立“兩級制”英聯邦成員國組織結構的可能性，擬議將二戰后新獨立國家列為二等成員國。但這個不平等的“兩級制”最終未予實施，英國不愿承擔這些新獨立國家拒絕英聯邦的后果。加納的首任總理，夸梅·恩克魯瑪于是，1952年2月9日，殖民大臣利特爾頓提議對黃金海岸的憲法做必要的修正，其要點如下： 1.行政委員會領導人的名稱應改為總理。 2.總理人選由總督決定，但需得到立法會議的批準。 3.行政委員會可選用內閣的名稱。 4.總理在內閣中的位次僅低于總督（或管理政府的官員），并在總督缺席時主持內閣工作。 5.總督須與總理磋商以后方可任命非洲人擔任部長并決定其所負責的部。總督無權單獨行使以上權力，而且以上任命須交立法會議批準。利特爾頓在備忘錄中還特別指出，以上的修正是工黨政府殖民大臣、黃金海岸總督查爾斯·阿登—克拉克與恩克魯瑪在上一年的一次會晤中達成的共識，相當于英國做出的一項承諾，“從這項承諾上的倒退，將不僅否決了英國的一項協議，而且還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這樣的推測：女王陛下的新政府決定修改對黃金海岸的政策”。利特爾頓強調，保守黨政府有必要繼續推行工黨前政府的有關政策，而任何阻礙這個進程的企圖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2月12日，在丘吉爾主持下，內閣開會討論利特爾頓備忘錄。利特爾頓在會上重申這些憲法修正是他的前任代表英國做出的一項正式承諾，黃金海岸總督也力促政府批準這些修正條款。內閣會議提出兩點意見：第一，利特爾頓備忘錄中所提的第4點修正含義不夠明了。內閣建議改為：“當總督不在殖民地時，管理政府的官員的位次應居于總理之前，主持內閣工作”。第二，聯邦關系大臣伊斯梅勛爵主張在這些修正公布之前，應向南非聯邦政府做解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會議最后批準了對第4點的修改。次日，丘吉爾又在致利特爾頓的備忘錄中對第4點做了更明確的修改：當總督不在時，副總督須行使總督在黃金海岸內閣的職權，主持其工作。盡管丘吉爾實際上默認了工黨政府的政策，但他卻不愿公開承認。他在這次內閣會議之后起草的致南非總理的一封電報中說：“我希望你能看出，所做出的有關黃金海岸的決定是我們接手之前決策的結果。”由于某種原因，該電報并未發出。這封電報稿反映了丘吉爾的矛盾心態和處境：既無可奈何地順應非殖民化的潮流，批準黃金海岸走向更高程度的自治，同時又不愿損害自己的帝國捍衛者的形象，拒絕公開承擔責任。總督阿登—克拉克不得不釋放恩克魯瑪，任命他為“政府領袖”/(Leader of Government Business/)，次年又任命他為總理/(Prime Minister/)。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恩克魯瑪的總理名稱在英文中與首相名稱相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英國在事實上已承認該殖民地具有成為英聯邦成員國的資格和可能性。其目的是使恩克魯瑪成為一個較溫和政黨的領袖，避免更為激進的人物或政黨取而代之。英國政府還規定：總督在任命非洲人擔任內閣部長之前，需與總理進行磋商。1953年夏，英國方面意識到，不可能在保持英國最終決策權的情況下滿足黃金海岸民族主義者的政治要求，英國所能期望的最多只能是保持英國的影響。因此，黃金海岸的獨立不再是原則問題，而只是時間問題。這些措施顯然使英國方面感到放心和滿意。同時，英國殖民部官員擔心黃金海岸行政系統的本土化存在風險，認為條件還不夠成熟，會造成消極的后果，因為這個殖民地“并沒有大量作風正派的中產階級存在，也沒有充足的人才和經驗來保護平民免遭那些缺乏經驗的、精神境界低下的政客的剝削，而這些政客正是由平民選舉才獲得權力的”。但是，殖民部此時在政策上并無其他更好的選擇。于是，在1954年，英國在黃金海岸進一步實施政治改革，擴大立法會議，全部立法會議成員實行直選制；行政委員會改為完全由非洲人組成，原先的3名歐洲人委員退出。這種完全由非洲人組成的行政機構，在非洲的英屬非移民型殖民地中還是第一個。1955年，恩克魯瑪宣布，人民大會黨爭取在1956年內實現黃金海岸的完全自治，成為英聯邦的成員國。恩克魯瑪的人民大會黨在當年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所得席位超過了其他政黨的總和。1956年7月，人民大會黨又一次獲得大選的勝利，獲得57/%的選民支持，在104個席位中贏得71席。恩克魯瑪隨即決定在1957年獨立，國號為“加納共和國”。1956年8月，恩克魯瑪在國民議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說：“我相信，整個議會都會意識到這是個莊嚴的時刻。未來的幾代人將回首對我們做出評判，我祈求我們今天所說所做不會讓他們做出不好的評判。我們已站在獨立的門檻上，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就能進入門內跨入一個全新的世紀。在我們與我們的目標之間沒有什么阻隔，除非是我們自己的愚蠢，我們的動搖，我們的不寬容，我們彼此之間的懷疑和不信任。所以，讓我們拋棄個人的敵意，今天帶著對這個莊嚴時刻的深厚感情共商大計。”1957年3月6日，加納共和國如期成立，并成為英聯邦的第9個成員國和聯合國的第81個成員國。人民大會黨組織新政府，恩克魯瑪出任獨立后的首任總理。加納還是在非洲的英屬殖民地中第一個贏得獨立的國家，直接引發了第三次非殖民化浪潮。蘇丹自1899年起由英國和埃及共管，實際上由英國實施殖民統治。二戰結束后，工黨政府于1946年向蘇丹民族主義組織做出讓步，宣布承認蘇丹人民的自治權。埃及政府卻以實現“尼羅河谷的統一”為由，拒絕承認蘇丹的自治權。1947年，英國駐蘇丹總督羅伯特·豪宣布進行政治改革，給予蘇丹更大的自治權，決定制定一部憲法，舉行蘇丹立法會議的選舉。國家烏瑪黨1948年11月，蘇丹立法會議選舉如期舉行，蘇丹兩大民族主義政黨之一的國民黨/(Umma Party/)獲得議會中的多數議席，該黨主張蘇丹獨立；但另一大黨民族陣線黨/(Ashigga Party/)主張與埃及聯合，抵制和反對大選，在一些城市組織反英示威。當時，蘇丹屬英國外交部管轄。英國外交部從國際戰略出發，力圖盡快在蘇丹實現自治，擺脫這塊沒有多大戰略價值的是非之地。1950年9月，兩大政黨達成妥協，決定就獨立或與埃及合并問題舉行公民投票。12月，立法會議通過決議，要求英國和埃及在1951年給予蘇丹完全的自治權。1951年4月7日，羅伯特·豪總督表示要“充分考慮”立法會議的決議，并成立一個包括所有政黨（民族陣線黨除外）在內的委員會，負責就自治問題提出建議。但埃及在聯合國采取的行動，給蘇丹的前途帶來了新的變數。1951年10月15日，埃及要求安理會審議埃及與英國之間的1936年條約，譴責英國與埃及共同統治蘇丹的做法，要求英國撤出蘇丹，宣稱埃及擁有對蘇丹的主權，并計劃將蘇丹并入埃及。英國政府隨即表示英國不會撤出蘇丹，蘇丹立法會議也譴責埃及企圖兼并蘇丹的計劃。1951年11月8日，英國外交部通知蘇丹總督羅伯特·豪：英國政府希望蘇丹“應當在1952年年底之前……［確立］自治的必要基礎”。英國內閣決定由外交大臣艾登發表一項表達上述希望的聲明。11月15日，艾登在下院宣布：英國打算在1952年年底授予蘇丹自治權，從而基本上確定了蘇丹自治的時限，并在1954年舉行關于獨立問題的公民投票。1952年10月，丘吉爾政府授權蘇丹總督頒布了蘇丹民族主義者起草的《自治法令草案》，規定內閣完全由蘇丹人組成，對經選舉產生的議會負責；內閣無權處理外交事務和管轄南方各省，也無權宣布緊急狀態，以上這些方面的權力保留在總督手中。1952年7月，埃及的法魯克王朝已被推翻，埃及不再堅持蘇丹是它的一部分。1952年10月29日，埃及政府與蘇丹主張獨立的政黨就自治和全民公決問題達成協議。1953年年初，蘇丹的政治發展出現了一個重大突破。英國與埃及結束了相互爭論和攻擊，在蘇丹的前途問題上形成了共識。2月12日，兩國簽署了《開羅協議》，規定：1.盡早舉行議會選舉，以選出全部由蘇丹人組成的議會。選舉由混合選舉事務委員會/(Mixed Electoral Commission/)進行監督。委員會的組成為：蘇丹人3名、英國人1名、埃及人1名、美國人1名和印度人1名（兼任委員會主席）。2.在實現完全自治之前設有一個過渡期，時間不超過3年。過渡期的作用是使蘇丹人民在自由和中立的環境中行使其自決權。3，設立特別委員會，其職能是在3年時間內完成行政、警察和軍隊“蘇丹化”的工作。4.舉行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選舉，以制定憲法和選擇蘇丹的前途：選擇一是蘇丹與埃及建立某種形式的盟邦關系；選擇二是蘇丹完全獨立。2月17日，艾登就協議中蘇丹的“完全獨立”做出解釋，指出這包括蘇丹選擇以任何形式與任何國家建立任何形式的關系的“自治權”。實際上，英國是不愿將蘇丹的選擇范圍限制在協議中的兩種形式之內，而希望蘇丹能與英國保持某種形式的關系和聯系。不久，混合選舉事務委員會成立，議會選舉也在11月舉行。親埃及的民族聯盟黨/(National Unionist Party/)獲勝，贏得組建政府的權力。由于蘇丹處于與其他非洲殖民地相類似的社會發展水平，因此，蘇丹的自治進程對其他非洲殖民地更具有影響力。丘吉爾稱蘇丹是非洲自治進程步調的確定者，他說：“當然，這里發生的事情為我們就整個非洲和中東的事務確定了步調。”這樣，蘇丹自工黨政府時期開始的非殖民化進程，在保守黨執政時期并未發生逆轉。蘇丹還是丘吉爾任首相期間唯一獲準獨立的殖民地。1954年1月1日，蘇丹的首屆議會開幕。1月9日，民族聯盟黨領袖愛資哈里為首的蘇丹政府組成，標志著完全由蘇丹人組成的政權行使執政權的開端。這一天也被定為“約定日”/(appointed day/)，作為1953年《開羅協議》規定的3年過渡期的開始。此時英國在蘇丹的行政官員、軍警和技術人員約有1100人，開始有序地撤離，其留下的空缺由蘇丹人填補。但是，權力移交的過程并不平靜。首先，北部占統治地位的阿拉伯人與南部發展滯后的黑人之間缺乏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阿拉伯人說阿拉伯語，信奉伊斯蘭教；黑人說非洲土語，信奉傳統宗教或基督教。黑人普遍對前來取代英國進行統治的阿拉伯人存有戒心，導致摩擦不斷。其次，執政的親埃及的政黨與在野的主張獨立的政黨矛盾尖銳。盡管如此，蘇丹的獨立進程并未中斷。英國與埃及決定結束共同管理蘇丹。1955年8月30日，蘇丹議會決定就蘇丹前途問題舉行公民投票，邀請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挪威、巴基斯坦、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等七國派遣代表來蘇丹監督公決。同時，蘇丹方面要求英國和埃及撤出駐軍，得到兩國的積極回應，同意在11月12日完成撤軍。12月19日，蘇丹議會在沒有舉行預定的公決的情況下，宣布蘇丹獨立。1956年1月1日，蘇丹共和國正式建立，得到了英國、埃及租國際社會的承認。不過，由于英國方面的原因，蘇丹在脫離英帝國的同時并沒有加入英聯邦，而是很快成為阿拉伯聯盟和聯合國的成員國。 四應當強調的是，丘吉爾政府的非殖民化不僅僅是英國單方面調整殖民政策的后果，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也發揮了十分重要和關鍵的作用。我們認為，導致丘吉爾政府繼續非殖民化進程的因素多種多樣，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第一，民族主義運動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造成巨大的沖擊。二戰后，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風起云涌。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的獨立主要還是通過殖民地人民的斗爭實現的。顯然，如果不是諸如甘地領導的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肯尼亞的“茅茅”運動和恩克魯瑪為首的黃金海岸（加納）人民大會黨的不懈努力和奮斗，英國肯定不會主動退讓。而且，已經獲得獨立的英屬殖民地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印度總理尼赫魯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嚴厲批判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給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以強大的鼓舞，給英國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英國被迫與聯合國托管理事會等機構建立合作關系，提供有關的資訊。因此，可以說在非殖民化過程中，民族主義運動起了關鍵性的發動和推進作用。第二，英國的國家利益是決策的基礎。丘吉爾政府認為通過政策的調整和改變，可以向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和人民表達其“善意”，避免民族主義者采取激進的對策，在最大程度上維護英國的利益，并能爭取到此后與獨立后的國家繼續保持合作關系。例如，在第二次非殖民化中獲得獨立的馬來亞和黃金海岸，都是英帝國中較富庶的殖民地和賺取美元的主要來源地，是維護英鎊區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的主要砝碼。因此，保守黨政府在移交權力時都要求它們留在英聯邦和英鎊區之內。第三，冷戰的新形勢促使英國調整其政策。隨著斯大林的去世和蘇聯內外政策的變化，冷戰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東西方的軍事對峙和對抗告一段落，其爭奪的重點轉向亞非地區。英國外交部十分擔心蘇聯勢力在非洲的擴張，殖民部則力圖避免蘇聯與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的聯合。英國的策略是利用其在非洲的勢力，搶占先機，控制殖民地政治發展和變革的主動權，以非殖民化對抗蘇聯的社會主義化。丘吉爾政府認為，自由開明的殖民政策是對蘇聯勢力的“建設性回擊”。在這里，非殖民化成了西方的一種冷戰手段。第四，反殖民主義運動成為世界潮流。除了在英、法等幾個歐洲殖民國家之外，殖民主義遭到普遍的反對和抨擊。不僅殖民地人民大力反對殖民統治，爭取自治和獨立，而且他們的斗爭得到了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同情。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堅決反對殖民主義，以印度為代表的新獨立國家也在各種場合嚴厲抨擊殖民主義，甚至美國也對殖民主義不抱好感。艾森豪威爾政府此時更是確信，英國等歐洲殖民帝國的終結已為時不遠，要求英國采取相應的措施。英國最終意識到殖民主義“越來越不得人心，使用武力予以維護也不再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而且英國在維護帝國方面已經不能指望得到盟國的支持。第五，英國的資源和力量已經難以維持龐大的帝國體系。二戰中，英國的經濟實力遭到重創，自18世紀以來第一次成為債務國，戰后的重建亦需要依靠美國的援助，而且英國在1945～1979年之間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其他西方國家，淪落為二流國家。英國的軍事力量更是不堪重負。按照慣例，二戰結束后，軍隊大量復員，但英軍同時要承擔北約的防務和英帝國的防務以及其他的任務。僅在帝國之內，英軍就先后在馬來亞、肯尼亞和塞浦路斯開戰。而在巴勒斯坦，英軍難以應付猶太武裝組織的襲擾，被迫撤離。英國國防部、財政部和外交部在一份照會中承認：“對于茅茅運動這樣的災難，對付它遠比預防它要花費巨大。”此外，英國的行政體系也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當時，殖民地的工作被稱為“衰亡的行當”/(dying service/)。在殖民地工作的行政官員士氣低落，殖民部招收新雇員的工作難以進行。1951年，英國的西非殖民地行政官員缺員率高達34/%，而到1955年，這個比率更是增加到83/%。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殖民地而言，殖民化是在西方列強的強制性外力作用下完成的，而民族主義的興起同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影響的結果。首先，社會主義陣營給予殖民地人民的獨立斗爭以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培訓民族主義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員，提供軍火，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當然，蘇聯這樣做，其目的主要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相對抗。一些原先的殖民地獨立后仿效蘇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許多做法，如埃及、索馬里等，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對外國資本控制的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不過，對此也不宜過高估計，英屬殖民地獨立后大多留在英聯邦內，卻沒有一個新獨立國家真正加入蘇聯陣營，而且除埃及、南也門外均未與蘇聯簽訂友好同盟條約或加入經互會。其次，法國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運動與英國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運動相互影響，其作用十分明顯。二戰后美、蘇取代英、法等老牌西方列強，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法等老殖民帝國的崩潰是這種權力中心轉變的必然結果。二戰后，英國在撤出帝國屬土方面邁出第一步，于是便有了194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非殖民化高潮。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受其鼓舞，1954年成立的民族解放陣線開展武裝斗爭，給法軍以沉重的打擊；而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又給予英屬黃金海岸人民以巨大鼓舞，使之率先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贏得獨立，在1950年代后期形成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接著，從西非波及非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在1960年代初掀起規模最大的第三次非殖民化高潮。尼赫魯再次，西方的殖民化無意中起到了“社會動員”的作用。這種外來影響表現為：通過開發殖民地，宗主國創造了一種促使殖民地人民起來對宗主國的統治提出挑戰的條件。殖民地經濟的發展，與外部聯系的加強和都市化的進行，使眾多殖民地人民脫離原先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接觸新的思想和觀念；殖民地黑人青年在歐洲大戰中走上戰場，打破了對白人的迷信，獲取了種族平等的觀念；教會和其他機構辦的學校使當地人有了掌握外來思想文化的機會，非洲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大多有在這些學校或在西方國家的學校中接受教育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殖民主義敲響了自己的喪鐘。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那么，保守黨的政策只是對工黨政府政策的簡單延續嗎？答案是否定的。保守黨對帝國堅貞不渝，絕非像工黨那樣對帝國的衰亡保持冷漠。在具體政策表層的下面，保守黨的政策原則是在對殖民地的要求做出某些讓步的情況下，盡量維護英帝國的殖民統治，盡量保持傳統的宗主國—殖民地的關系性質。其政策方針是可以將內政權力移交給當地人，但英國應當繼續控制其外交和國防。保守黨政府認為，對地域較小的、自我生存能力不足的殖民地（主要指在非洲的殖民地），英國應當提供保護和控制，不能輕易交權。其原因有兩點：其一，防止殖民地獨立之后成為敵對勢力的同盟者和犧牲品；其二，防止英聯邦的成分和性質由于大量成色較差的成員國的涌入而發生劇變，于英國的國際地位無益。遲至1954年，英國政府仍然認為約二十個殖民地不適合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而在未來20年可以批準獨立的殖民地名單中也只有黃金海岸、尼日利亞、中非聯邦、馬來西亞聯邦和尚未成立的西印度聯邦。政府內部還討論了將英聯邦成員國分為“兩個層級”的可能性。事實上，英聯邦中的老成員國與新成員國之間的待遇確實存有差異。自1948年起，英、美兩國政府決定與英聯邦老成員國分享軍事情報和敏感信息，南亞的新成員國則不在此列。因此，丘吉爾政府在允許殖民地自治方面較為寬松，但對殖民地獨立卻嚴加控制，甚至不惜動用軍事手段進行鎮壓。無論如何，丘吉爾在相當程度上順應了非殖民化的潮流，未全力中止其進程。雖然沒有一個殖民地在他第二屆首相任內獨立，但他仍批準了黃金海岸的自治和蘇丹的獨立。這個重大改變發生在一生為帝國事業奮斗的資深政治家身上，的確非同尋常、耐人尋味。我們認為，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除了以上各種原因之外，就丘吉爾個人因素而言，還在于：其一，丘吉爾將英國國家利益置于政府決策的優先位置上。直到二戰結束為止，丘吉爾始終認為英帝國與英國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任何對英帝國的損害也是對英國利益的損害。但在1950年代初，帝國在經濟、軍事上已成為英國難以承受的負擔，對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鎮壓，不僅消耗了英國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且在國際上明顯是處于“失道寡助”的境地。丘吉爾政府已認識到以傳統的殖民統治方式維護帝國對英國國家利益不利，必須加以改變。其出路在于允許英屬殖民地在逐步形成自立能力的基礎上，在英聯邦之內實現自治和獨立；將英帝國平穩地過渡到英聯邦；英國的控制方法亦由直接的政治統治、經濟剝削和軍事占領變為較間接的經濟、文化控制和保持一定的政治、軍事影響力。這樣一來，英國既可以卸掉包袱，又可以以新的形式維持其原有的地位和影響力，從最大限度上維護和實現英國的國家利益。其二，丘吉爾在冷戰中的立場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眾所周知，丘吉爾一貫堅持反對蘇聯的立場，積極策動和支持對蘇聯陣營的冷戰，他的那篇富爾頓“鐵幕”講演更是聞名遐邇。英帝國所屬的殖民地是對抗蘇聯陣營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蘇聯、東歐國家公開支持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一些殖民地的共產黨組織也展開武裝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壓制殖民地自治和獨立的要求，就有可能將它們推入蘇聯勢力范圍之內。因此，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壓力下，丘吉爾采取了兩大對策：一是堅決打擊游擊活動，堅決消除威脅英國戰略利益和白人移民利益的反抗行動；二是對有條件的殖民地的自治和獨立要求予以批準，對殖民地提供經濟援助，幫助改善其經濟、社會狀況。在與艾森豪威爾總統討論英美防務關系時，丘吉爾特地提到了東南亞的嚴峻局勢，他提議：“當務之急是討論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堅強的反蘇陣線的方法和途徑。”他的內閣在一份文件中提出英國的戰略政策的目標包括：“與英聯邦和我們的盟國一道阻止共產主義的傳播”和“在我們的殖民地和海外屬土確保安全并建立穩定的統治”。結果，英國殖民地獨立后，除極個別外，均留在了英聯邦內，無一加入蘇聯陣營。最后，丘吉爾將維持英美特殊關系視為英國對外關系的基石。二戰后，美國仍然堅持反殖立場，艾森豪威爾、杜勒斯等人多次明確要求英國在非殖民化方面拿出具體行動來。盡管丘吉爾沒有明確接受美方的建議和要求，但是他明白英國在中東、遠東等地的防務中需要得到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因此，英國需要在殖民地問題上做出一些姿態并采取某些行動，才能更好地與美國保持和發展關系。丘吉爾極為重視英美關系，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初便訪問美國，當面向杜魯門表達了發展兩國關系的愿望：“我們必須共同前進，各自盡最大的努力，為我們兩國的利益而理解對方的觀點和大量的分歧，我們將安然抵達目的地，并運用我們巨大的力量，將和平和希望帶給地球上苦苦掙扎的人類，并拯救他們。”總之，盡管丘吉爾在主觀上反對非殖民化，并運用各種手段延緩其進程，但他從英國的國家利益、冷戰局勢和維持英美特殊關系的需要出發，在相當程度上順應了非殖民化的潮流，實際上違心地成為大英帝國的掘墓人之一。而且，丘吉爾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對英帝國向英聯邦的轉型的繼續和完成，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
在投資理財過程中，把控風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在投資理財過程中，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影響，風險也就伴隨而生。所有頂級的投資人都是控制風險的好手。股神巴菲特就曾給過投資者三點建議：第一，要保住本金。第二，還是要保住本金。第三，記住第一條和第二條。投資理財的高風險往往對應著高收益，因為只有高收益才能對沖高風險，才會有人投資，所以這也是投資理財中的一條重要規律。風險與收益影響投資風險的因素有很多：貿易規則變化、政策法規的變動、管理措施的失誤、物資價格上漲或產品價格下跌、融資成本上升等。投資理財過程總會伴隨著風險，投資理財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風險，有時候，投資理財的風險也會隨著投資活動的進展而變化。也就是說，在投資理財過程中風險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是動態變化的，所以，與風險相對應的投資理財也要經常動態調整，以適應風險和收益的要求。隨著資本市場的成熟，數字科技的發展，大數據模型的完善等等，對于投資風險的評估和預測也有了很大進步，所以，在投資理財過程中要善于利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提升把控風險的能力。投資理財實際上是追求更低風險，更高收益的過程，在同一種投資理財中，誰能降低風險，就能獲得超額收益，獲得更大的成功。在投資理財的過程中怎么能降低風險，提升風險的把控能力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學習投資理財1、善于學習提升認知結構人的一生都在為認知來買單，認知結構決定了我們在投資理財過程中的風險，怎么提升認知結構呢？唯有學習，學習在投資理財過程中很重要，投資理財應該始終伴隨著學習，學習不僅包括讀書看報，還包括與專家，同行、朋友的交流，學習無處不在，關鍵看用不用心。2、善于總結完善風險模型投資理財能力不是一天能夠建立起來的，這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成功的投資人都是善于總結的，而且，都會總結出一套適合自己的風險控制模型，偉大的投資者都是一個哲學或者思想上的大師。作為投資者要經常分析在投資理財過程中的不足之處，有什么地方可以改進，長時間的積累和完善，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投資理財邏輯，降低投資風險。3、控制人性降低投資風險巴菲特名言投資理財中，要善于控制人性，學會控制自己的貪婪和恐懼。有句話說，真理往往掌握的少數人手里，在投資理財過程中，也往往如此，比如，在股票市場，賺錢的往往是一少部分人。巴菲特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在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在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在投資理財過程中，只有不斷提升自己，讓自己把控風險的能力和投資能力領先于絕大多數人，才能獲得超額的收益回報。隨著能力的提升，原來風險比較大的投資也可能變成風險較小的投資，所以，不斷為自己的投資能力提升不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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